1950年，史沫特莱病逝于英国伦敦，她的遗嘱骤然震动北京：全部财产赠予朱德，唯愿遗骨归葬中国大地。
1950年的伦敦，春天来得有点迟。
医院的病房里冷冷清清，艾格尼丝·史沫特莱躺在那里，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。
胃癌把她折磨得够呛，但她心里惦记的，却是几千公里外一个叫中国的地方。
她找来律师，立了份遗嘱。
内容简单得让人吃惊：我死后，所有书的稿费，都给中国的朱德将军；我的骨灰，不要留在美国，也不要留在英国，送回中国去。
这话传到外面，很多人都想不明白。
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女人，怎么临了把什么都给了中国？
这事，得从头说起。
史沫特莱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，家里穷得叮当响。
爸爸是矿工，脾气暴躁，喝醉了就打人。
她从小什么活都干过，送报纸、当女佣、在烟厂卷香烟。
日子苦，但她有股不服输的劲儿，逮着机会就读书，后来居然跑到德国留学去了。
在德国，她读了不少书，开始相信这世上不该有人剥削人。
那时候，她听说了遥远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事，心里一动，也许该去那里看看。
1928年，她坐船到了上海。
眼前的景象让她心里发紧，外滩的高楼很气派，可巷子里的老百姓过得是真苦。
她没像别的外国记者那样待在租界的洋房里，而是整天在弄堂里转，学说中国话，结交中国朋友。
她认识了宋庆龄，也见过鲁迅。
从他们那里，她听说了西北有支不一样的队伍，叫红军，领头的人里有个叫朱德的。
国民党那边的人把红军说得跟土匪似的，可老百姓私底下传的又是另一回事。
史沫特莱觉得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
1937年，她想办法去了延安。
到延安那天，她终于见到了朱德。
这一见，完全出乎意料。
她想象中的红军总司令，应该威风凛凛，穿着笔挺的军装。
可眼前的这个人，穿着打补丁的灰布衣服，脸晒得黑黑的，笑起来眼角堆满皱纹，活脱脱像个老农民。
可就是这个“老农民”，一开口说话就把她吸引住了。
在延安的窑洞里，油灯下，朱德给她讲自己的故事。
怎么从四川一个佃户的儿子，一步步走上革命的路。
那些话朴实得很，没什么大道理，可史沫特莱听着听着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。
她当场就说：我要把你的故事写出来，让全世界都知道。
从那以后，她成了朱德的“跟班”。
每周三晚上，雷打不动地去听他讲故事。
她发现，这个总司令和士兵吃一样的饭，睡一样的炕，打起仗来永远冲在前面。
抗战爆发后，史沫特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跟着八路军上战场。
她换上军装，背上药箱，跟着部队在山西的山沟里转。
炮火连天的时候，她给伤员包扎伤口；行军休息时，她就在膝盖上写稿子。
有一次她从马上摔下来，伤了腰，在床上躺了两个月。
刚好一点，又吵着要去前线。
朱德心疼她，劝她回后方，她脖子一梗：“战士们能去，我为什么不能？”
话是这么说，可她的身体到底扛不住了。
1938年，她不得不离开中国。
临走前，她对朱德说：“不管我走到哪儿，都会替中国说话。”
回到美国，她到处演讲、写文章，告诉美国人中国人在怎么顽强地抗日。
可那时候的美国，正被一股叫“麦卡锡主义”的妖风刮着，谁替共产党说话，谁就是“苏联间谍”。
她的书出不去了，演讲没人听了，联邦调查局的人整天盯着她。
日子最难熬的时候，她窝在纽约的小公寓里，继续写那本关于朱德的书。
那是她和远方那个国家的唯一联系。
1949年10月，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。
生着病的史沫特莱从床上坐起来，眼泪唰地流下来。
她立刻给朱德写信：“我真想回去看看。”
可是她的身体越来越差，最后查出是胃癌晚期。
1950年，她想去英国，再想办法从英国回中国。
结果刚到伦敦，就病得起不来了。
躺在异国的病床上，她知道这次回不去了。
于是有了开头那封遗嘱，把一切都留给朱德，留给中国。
她走后一年，骨灰被送到了北京。
朱德亲自把她安葬在八宝山，墓碑上是他题的字：“中国人民之友”。
她留下的稿费，朱德一分没动，全部用来买了国外的科技新书，捐给了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所。
他觉得，这是对这位老朋友最好的纪念。
史沫特莱这一辈子，像是走了很长很长的路。
从美国矿区的破屋子，走到中国西北的黄土坡；从一个受尽苦难的小姑娘，变成一个为中国奔走呼喊的战士。
她最后选择长眠在中国，不是因为忘了家乡，而是因为在这里，她找到了比家乡更重要的东西。
一群为了理想拼命的人，一个她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事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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